編者按：

百年黨的統一戰線史，留下了無數攜手同心的經典故事。如果文物會說話，那一張張老照片、一個個老物件、一座座舊址故居……歷經歲月洗禮，依然在講述著中國共產黨廣交朋友、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的故事，濃縮了厚重而燦爛的統戰歷史文化。“統戰新語”推出“以物述史”欄目，讓文物開口說話，講述中國共產黨團結引領統一戰線各界人士風雨同舟共同奮斗的故事，從歷史中汲取新時代不懈奮進的力量。

在中國政協文史館的基本陳列“人民政協光輝歷程”展覽中，有一張董必武手持講稿，站在話筒前發言的老照片。這張照片攝于1949年9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次日，董必武當時正在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草擬經過及其基本內容。他對組織法草案的幾個問題加以說明，首先回答的便是“我們為什么采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

事實上，在確定這個名稱之前，與會代表們曾經有過一番討論。

時間拉回到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講話中，提出“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會議期間，毛澤東講話和會議通過的籌備會組織條例，都使用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提法。

會后，籌備會下設6個小組分頭開展籌備工作。董必武牽頭第四小組，負責擬定政府組織法草案。討論過程中涉及國名問題。組內成員對國名的意見集中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國名上，多數人贊成這個國名，但又認為“民主”和“共和”在詞義上有重疊之嫌，最好二者取其一，具體到是保留“民主”還是“共和”，大家意見不一致。

第四小組副組長、民建代表黃炎培和法學家張志讓呈交了一份書面意見，主張突出“民主”，提出:“我國國名似可將原擬‘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改為‘中華人民民主國’，簡稱‘中華民國’或‘中華民主國’，將來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即可改稱‘中華社會主義民主國’。”

而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認為，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人民民主國”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

經過反復斟酌、討論，第四小組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寫入政府組織法草案，提交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會審議，并獲得通過。

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代表及各方面有關人士作《關于中國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報告，專門就國名問題作了解釋：在中央政府組織法草案上去掉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民主”二字，是感覺到“民主”與“共和”有共同的意義，無須重復，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二字比較好。辛亥革命后，中國的國名是“中華民國”，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現在我們應該把舊民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區別開來。他指出，為了使國家的名稱合乎國家的本質，所以我們的國名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5天后，董必武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就政府組織法草擬過程作說明，這也是本文開篇提到的老照片定格的歷史瞬間。提到國家名稱，他說：“我們采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名稱，因為共和國說明了我們的國體，‘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它有確定的解釋，這已經把人民民主專政的意思表達出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復一次了。”

新中國的國名已經確定，但國名簡稱并未確定。在提交審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都有“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是否應去掉簡稱？這個問題引發了更加激烈的討論。

1949年9月26日上午11時半，周恩來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宴請二三十位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專門研究國名簡稱問題。

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認為中國教育比較落后，老百姓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主張暫時保留簡稱，將來再去掉也無不可。

廖承志的夫人、民革代表何香凝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成果，是用許多先烈的鮮血換來的。關于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我也不再堅持己見。”

81歲高齡的美洲僑領司徒美堂則持不同見解。他說：“我也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華官國，與民無涉。我試問，毛澤東先生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么，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會者對司徒美堂的發言報以熱烈掌聲。當天，馬寅初、張瀾、陳叔通、沈鈞儒等16人都發言表示反對用簡稱。

最后，周恩來表示，要把大家發表的意見綜合報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參考，并由主席團常委作出最后決定。

1949年9月27日下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討論通過一系列文件，涉及國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去掉了括號內的簡稱。自此，新中國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國名的確定過程，中國共產黨廣泛征求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意見，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虛心求教、廣納良言的優良傳統。

責任編輯：李世臣